武夷茶在明代颇有声誉

说起明代的武夷茶，很多人感到她既没有在元代被正式列为贡品的辉煌，又没有在清朝创研出岩茶(即乌龙茶)的制作工艺里程碑之荣耀，甚至以“景泰年间茶久荒”而藐视之。

其实明代的武夷山已遵照皇帝朱元璋“罢龙团，改制散茶”的诏令，制作晒青、蒸青散茶，后演化出炒青绿茶。此茶保持了茶原形和真味，比之团饼茶更宜泡品，受到饮者好评。

那么明代茶家、文人是怎样评说武夷茶的呢?笔者从清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、明王应山《闽大记》及许次纾《茶疏》等著作中，看出其不凡身价。首先的记述是先从本邑乡贤叙说，其次是再现本省大文人的评述，最后是其时茶界大家的论定。

那位乡贤名邱云霄，字凌江，和我是小老乡，因为他的家乡在石雄里，而我现在所居的石雄街就在当时石雄里所辖之内。邱云霄生卒年无从考证，志书上记他于“嘉靖时曾以明经任国子监典簿，后迁广西柳城令”。秩满归乡结庐于武夷山止止庵读研，著作颇丰。隆庆年间(1567-1572)，邑令聘其修崇安县志。邱云霄对家乡佳茗情有独钟，现存咏茶诗四首。其《湛翁送茶》云：“翡翠春巢瑶圃枝，欣看雀舌展新旗。瓮中存有经年雪，入鼎休传到党姬。”党姬系宋代煮茶高手，嫁与时茶名家陶谷为妻，故有党姬茶之传说。这说明我乡先贤对武夷茶的珍重，但是作为乡人的自我赞赏，总似有自夸之嫌。

而当时闽中文人、学者对武夷茶的赞赏，就凸显出它在全省的地位。首先是博学多才的王应山，他对武夷茶的评价就相当高了。

他在《闽大记》中写道：“茶出武夷，其品最佳，宋时制造充贡。延平半岩次之，福、兴、漳、泉、建、汀，在在有之，然茗奴也。”王先生认为武夷茶为全省之最，他处所产只堪为其奴。

王应山是位方志学家，他为了不使已到手的资料散佚，从万历六年(1578)春至万历九年(1581)夏，以私家之力编纂成《闽大记》55卷。此书“堪视为我省第二部省志”。茶属列于其书之卷十一。此武夷茶之荣耀也。

另则是明代长乐人陈省(1529-1612)，他是位文学家、理学家，官至兵部右侍郎。他退隐于武夷山云窝多年，该地如今还留下多处他的题勒和多首诗词。他对武夷茶有独到欣赏法眼。他在《茶洞》一诗中云：“寒石摘耳石嶙增，下有烟霞气郁蒸。闻道向来尝送御，而今只供五湖僧。四山环绕似崇墉，烟雾絪缊镇日浓。中产仙茶称极品，天池那得比芳茸。”由于茶洞环境独特，所以孕育之茶优异被陈先生视作“仙茶”“极品”。

同是明代长乐人的谢肇湖(1567-1624)，是“闽派诗家之首”，多次登临武夷山。在他《茶洞》等两诗中，描述了其时武夷茶的奇特生长境地和优异品质。诗云：“折笋峰西接水乡，平沙十里绿云香”。这种武夷茶品质之高，使得“松萝顾渚总输君”，谢先生把武夷茶置于当时的浙江顾渚茶、安徽松萝茶之上，看得出他对武夷茶很是偏爱。

还有一位官家，也十分青睐武夷茶。他的名字叫陈勋，闽县人，明代万历二十九年(1601)进士，官至户部郎中。他在《泛九曲试茶》中感叹“瀹之松间水，冷然漱其华”“聊持此奇草，归向幽人夸”。可见在他眼中武夷茶非同一般，以得之为自豪。

更有明代末期，方志学家、藏书家徐火勃，写有多首武夷茶诗。他在《丘文举寄金井坑茶用苏子由煎茶韵答谢》诗中高度赞赏武夷山金井坑茶：“上品旗枪谁复有?未及烹尝香满口。”金井坑地属马头岩界，位于九曲溪北，所产之茶如今仍然享誉很高，深得饮者赏识。

本省人士对武夷茶高度赞誉，是否存在家乡情结呢?

外省人又是怎样评价武夷茶的呢?明代有关茶书记载中，高看武夷茶的人很多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许次纾了。许次纾(1549-1604)，字然明，号南华，钱塘(今杭州)人。他既非官家，也非文豪，“跛而能文，好蓄奇石，善品泉，尤嗜茶之鉴”。所以对茶叶颇有研究，著有《茶疏》一书，清《四库全书总目存要》评之：“该书凡三十九则，论采摘、收贮、烹点之法颇详。”书中写道，“江南之茶，唐人首称阳羡，宋人最重建州。于今贡茶，两地独多。阳羡仅有其名，建州也非最上，惟有武夷雨前最胜。”许先生敢如此评定当时武夷茶，肯定是进行了深入调查和详尽考证，才有底气发声。

《茶疏》成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，当时的武夷茶又处在新的发展高潮，“环九曲之内，不下数百家，皆以种茶为业，岁所产数十万斤，水浮陆转，鬻之四方，而武夷之名，甲于海内矣”。这种产量在其后的300年中都处领先地位，其炒青工艺也为清代的岩茶制作工艺起源创立了基础。

明代的武夷茶史，值得今人研究。

作者：黄贤庚

责任编辑：邱宏达